杨光军说：“其实，你们这些人就是思考意义太多，我觉得你的工作就挺好的，读了研究生，又是自己喜欢的专业，在大学做老师，又体面又安稳也不累，工作做好每一天就可以了，别总是思考那些意义。”

何璐说：“什么叫我们这些人？对你说这些简直是对牛弹琴！”

杨光军还想继续，何璐就先停止了话题，然后在以后他们的交往中，不谈及意义价值形而上的话题，就成了两人心照不宣的禁区。

后来几年中，发表论文和评职称就像是困扰何璐的一个魔咒。她麻木着自己，不去关注学术最新动态，到跟前匆匆写上一篇文章，中介肯定能发，完成考核任务就行；她又挣扎着要不要评职称的问题。

要评副高职称，需要两篇核心一篇南核，还需要参于一项省级课题，听上去条件也不是很高，可是要达到，还是要好好“运作”一番。拿什么运作？钱啊。

一篇核心论文，中介明码标价四万，一篇南核，标价七万左右，如果全部通过中介达到副高职称的标准，至少得十五万，这还不保证在几年后何璐要评时不再涨价。

十五万！何璐在心里悄悄算过这个账，自己一个月工资加上年终绩效一年能挣六万多块钱，房租和其他日常开销去掉，一年顶多存一万五，那得十年才能存够十五万，可到那时论文的价位估计也就不止这价了。

自己省吃俭用存钱的速度似乎永远赶不上论文发表的市场涨幅，西京城的房子价格涨幅都没有论文发表的价格涨幅速度快，何璐绝望了。她在微微的劝说下，投资职称不如投资一个小房子，加上母亲的病情影响，何璐咬咬牙才买了那个两室的小房子，为了房贷和生活，她又必须在微微的培训部上课挣钱，这样就更没有精力和财力去评职称了。

那就不评职称，一讲（讲师职称）到底也挺好，谁规定大学老师都一定要是教授副教授的？可午夜梦回时，总有一个声音心底里质问她，你一个老师，一辈子就做老师这一件事情，最后连个副教授都没评上，你混什么？不惭愧么？

惭愧倒不觉得，就是那样会觉得遗憾。

想想自己最初考研究生选择专业时，那样的热爱它，愿意一辈子都和它在一起，探索专业领域的最高峰，愿意为自己热爱的专业献出所有，可是现实的残酷，让她一点点远离专业领域，最后，一辈子，啥研究成果都没有，只剩对热爱的辜负。

为了掩盖自己心里的虚妄感，她几乎在系上很少出没。上完课就回去，不逗留，倒不是刚工作时那份骄傲，是怕和同事们闲聊时，聊到职称评定，聊到论文发表，更害怕同事问她的职称打算。有时偶尔谈到时，何璐总是故意假装潇洒地说自己要一讲到底，不评职称，有时还故意说评职称没意义没意思。同事们有赞同的，也有持不同意见的，何璐的理由是：“咱们这学校，都没有在体制内，自己学校评定的副高职称，出了民办高校的圈子，其他高校是不认可的，咱们评职称相当于自己花钱给自己以后提前交了养老金，划不来的。”

何璐说完后都被自己这番俗气地言论惊到了，她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会这么功利地评述职称，还在别人面前说得理直气壮理所当然。

同事里有几个还是提出了异议，他们说：“这不简单是一个钱的问题，也不简单是换工作的问题，这是一个尊严价值的问题。”

又有人附和同事的观点，何璐笑着说：“嗯，你说的对，可是我还是没有钱评啊。”

那同事没有再说话，钱这个实际问题把每一个要评高级职称的老师从理想中惊醒。

这些都是何璐在和杨光军单方面分手以后，自己有意无意的审视他们之间感情的时候，从自身做出的实际分析，这些对张启和微微来说，都是能够理解的，虽然她俩并不面临同样的问题，可是杨光军的态度总是让何璐有种平行世界的观望。无论是别人觉得她作，还是觉得她太不理智，她仍然坚持自己的想法，遵从自己的内心。

杨光军觉得一个女孩读了研究生，已然是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又年纪轻轻做了大学老师，体面又稳定的工作，何璐还每天一腔苦水地表达着，她到底想要什么？

是啊，何璐到底想要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