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身体的耐受度彻底抵达极限，彻夜难眠的剧痛让血压飙升至180，头晕、心慌、呼吸困难接踵而至。医生紧急接上呼吸机，一遍遍喊着我的名字，意识被恐惧裹挟的时刻，是对他的思念支撑着我——我想再见他一面。凭着这股执念咬牙强撑，终于熬过了最凶险的关头。在家人无微不至的照料下，我忍着疼坚持锻炼，第三天勉强有了些力气。点开手机，手术详情赫然在目：xxx全切除，大网膜及淋巴清扫殆尽。究竟是何等严重的疾病，要让我失去这么多？巨大的恐惧让我浑身僵硬，连向家人求证的勇气都没有。后来的后来，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遇上的，竟是毫无医德的庸医。那个所谓的“国际标准”，不过是他们规避风险的借口，在未曾明确瘤子性质、没有确凿病理结果的前提下，便贸然动刀切除我诸多器官，这根本就是一场赤裸裸的医疗事故！这般草率不顾病人病痛的行径，本就该诉诸法律，让他们为自己的轻率与失职付出应有的代价。

我颤抖着把情况告诉他，问他是否会嫌弃这个不再完整的我。他说“永远不会”“一直都在”，彼时的我尚未知晓，有些承诺只在当下有效，也未曾真正明白失去这些器官意味着什么，满心只剩尽快康复去见他的迫切。他提出要来医院探望，被我婉拒，我不愿让他看见我这般狼狈不堪的模样。

术后一个月，我们才得以相见。此前七天，刀口的剧痛让我连下楼都困难，却抑制不住想见他的渴望，他却因担心我的身体婉拒，只说“来日方长”。见面那天，我扑进他怀里，积攒了许久的委屈与痛苦瞬间决堤，哭了很久很久。我们都已不是当初的模样，物是人非事事休。车子停在河边，我向他诉说这段日子的苦苦挣扎，他也坦言异地漂泊的无奈与心酸——在外挣钱的不易，旁人难以体会。我们紧紧相拥，所有思念的苦、奔波的累，都在这一刻全然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