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比如我六岁时，外公出差去了内蒙和天津，回来时给我带了整整两大包塑料袋的零食。外婆让我留几袋给表妹，但我毫不客气地把不讨厌的品类都吃了个精光，吃完还跳上外公的床，一边蹦一边乱给他取外号，外公也不生气，只是和外婆一起摇头然后看着我笑——妈妈说，这种程度还不够夸张、不够溺爱，在我刚出生那会儿，外公宝贝我宝贝到恨不能说我放的屁都是香的。

后来读高一的时候，我和我爹因为摔手机的事情狠狠吵了一架，往后整整一个月都没有同我爹讲话，最后妈妈看不下去了，把外公找来做我的思想工作。我说等我长大后工作挣了钱，把为了抚养费还给我爹后就和他断绝亲子关系，外公听后反问我怎么会觉得父母子女之间的关系会这么容易断的，我答不上来，厌倦地把作业本从书包里掏出来开始埋头写。外公叹了口气，从怀里掏出五十块钱放在我桌上就从房间里出去了——巧的是，妈妈16岁的时候也曾和外公因为口角上升到肢体冲突，彼时的外公毫不犹豫地掏出皮带抽了妈妈一顿——我无比确信，外公对我的偏爱一定有部分是基于对当年妈妈的补偿，但妈妈是妈妈，我是我，即使我受益于外公的偏爱也不否决“冤有头，债有主”的时效性，也就是说，从前的过错如果没有及时补救，日后再怎么补偿也修复不时间造成的次生伤害......

死亡证明出具后，停灵、守夜总计两天，第三天一早就要把外公送去殡仪馆火化了。

守夜的晚上，表舅问我：“外公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不伤心、不哭？”，我毫不犹豫地回答：“外公走了是解脱，是好事，省得他被癌症折磨，浑身痛，吃不下东西还呼吸困难。”——大家听到后都愣住了，显然我的回答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按习俗，守夜、停灵的两天是要对着外公脚的方向用火盆吊纸的。

尽管连同妈妈在内的所有人都说外公临终前嘴里念叨的都是不省心的我，但在火盆前，舅妈喝住了我拿纸钱的我，说我是外姓、没有“资格”吊纸。我看向妈妈，她面无表情地表示“那我没也有办法”，满不在乎的口吻激怒了我，我从晚饭桌上跳下，把那些折好的、没折的元宝、纸钱全部丢进了火盆——我就要烧，外公本来也不跟你一家姓，我们都是外姓人好吧，谁比谁高贵啊。

焚完纸后，饭桌上突然起了争执，是舅舅几杯酒下肚后当众指责妈妈在外公生病期间不如他跑前跑后、奔波费神多。听着妈妈细数自己从早出晚归加班为挤出时间来探望外公到饭菜钱花销再到丧葬费出资上的“功劳”的反驳，我不禁发出冷笑——刚才你“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清高呢？还是双标啊，只有火烧到自己了才知道着急跳脚。

虽然外公对我的爱护有一点隔代错位的成分在，但有一点很明确，外公从不对我说他对我有多好，也从不用负罪感绑架我、说我有多不识抬举，更不会整天说自己有多不容易、唯恐他收不回对我的付出投资，而妈妈在重男轻女的母系家族和外公年轻时将错就错的消极回避影响下产生了异常激进的即时满足和利己立场——也就是说她已经不能从单纯做事本身获取价值肯定了，“爱”不是“不求回报”和“常觉亏欠”，而是时时刻刻耳提面命别人一定要对她的付出进行认可和回报。

火盆中的纸钱散发着余烬的温热气息，喧闹逐渐停止，外公生前常开的拖拉机盖着防水油布静静卧在院子的里侧。

灵堂内，穿戴整齐、脸上盖着毛巾的外公躺在棺材里，看着有点孤单。

透过树枝，路灯黄色的灯光斑驳地印在墙上，我不由想起四岁时牙痛被外公抱在怀里哄着张嘴吃风的那个夜晚，还有外公开拖拉机送我和妈妈回家的夜晚......我感觉我迷路了，黑灯瞎火的正害怕，结果外公开着他的拖拉机突然出现，说送我回去。

回家的路上，除了路边稻田里偶尔传来的犬吠就是拖拉机发动机突突突的声音。外公一言不发，直到把我送达目的地，才拍拍我说到了，而等我眼睁开才发现是我靠在躺椅上睡着了。

该去送外公最后一程了，亲戚们准备把外公的棺材装车，外婆则拉着棺材痛不欲生地喊：“你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

我从未觉得九月一日凌晨的晚风如此寒凉，就好像我的感官被外婆的几声号呼无限放大了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