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的倒数第二天是星期天，白天不用上课的我和父母一起去了外婆家吃午饭。

午饭后，我搬了把椅子坐在外婆旁边，看她和姊妹一起商讨外公的后事——她们一起指认外公提前给自己选好的遗照，一起回忆四十多年前第一次见外公时的情景，纷纷痛心于外公“还没有享到福就要走了”。

房间门口，衣柜上的镜子映着瘦得像一张纸一样贴在躺椅上的外公，鼻子下面被氧气管反复磨破后结了厚痂的人中显得格外刺眼。

昏暗中，外公一言不发地躺着休息，我也不说话，静静坐着发呆。

外公知道我在旁边，也知道我在刻意躲避会面，他推开表妹递来的汤碗，抬手示意叫我进来——避无可避了！我硬着头皮坐到外公身旁。

外公把脸转过来，眼睛半睁，嘴里一字一顿地用力往外吐字：“江啊，高考......考得不好，志愿......也不......认真填，成年了还什么都不当回事，要，要吃亏的哦......”话音未落，我的眼泪便控制不住地往外流。

我好想大发一通脾气——我的外公不会在还活着的时候就给自己选遗照；我的外公不会瘦得不成人形还吃不下饭；我的外公是要送我上大学的，怎么可能躺在床上连句完整的话都说不出来.....最终，发不出的脾气尽数变成了对死亡无能为力的悲哀，顺着脸颊一滴一滴落在地砖上。

外公含混不清的训斥和我呜呜咽咽的哭泣让在场所有人鸦雀无声，本来要打圆场的外婆看着我们不敢说话，只有客厅里的不停转动的吊扇试图跟我一唱一和。

下午，外公的精气神突然好了一些，还主动用吸管喝了一点鸡汤。

不等晚饭开始，坐立难安的我只觉得外公已经到了回光返照的时候，难以接受外公在眼前断气的我逃命似的回到学校上晚自习去了。

果不其然，等到晚上九点多放学，我刚打开家门，妈妈就红着眼睛扑过来激动地用手指戳着我的脑袋：“外公已经去世了！你都不在，外公临走前都放不下你！他不停跟我说你是个好孩子，让我不要给你压力，你就这么跑了，你对得起外公吗！？”

看着激动的妈妈，我不禁皱起了眉头——我一直觉得外公和妈妈之间的关系有些奇怪。

外婆姊妹五个没有兄弟，所以外公是以改了姓的上门女婿身份来到外婆家的。虽然妈妈总是跟我吐槽外婆的父母，也就是她的爷爷奶奶非常“重男轻女”，但在这个男孩是稀缺品的家，外公难得地保持了一碗水端平的态度，不仅尽心尽力为妈妈的职业、家庭等人生规划铺路，连带她唯一的弟弟，我的舅舅都被外公教育得像哥哥一样照顾她。

尽管如此，妈妈和外公的关系并不亲密，他们之间是客气甚至是略显生分的。妈妈说因为那个年代的人普遍不会表达感情，但我总觉得是借口——外婆背后那个想方设法要给自己创造“假儿子”存在的家庭，孩子只会作为某种延续执念的“工具”诞生，养育过程都是背负巨大前提的；外公自幼父母双亡，妈妈作为长女出生时，他既年轻，脾气又不好，加上生产劳动繁忙，根本没有多余耐心去考虑亲近孩子的问题，错过了建立良性关系的时间节点又放不下“天下无不是之父母”的架子，只好揣着明白装糊涂了。

外公和妈妈之间关系改善的微妙转折点是我的出生，似乎他作为父亲没有兑现给妈妈的慈爱和温柔都在一种看破不说破的默许中转移到我身上了。

比如我四岁时，因为贪吃糖果又不好好刷牙导致了蛀牙，牙痛发作起来，痛急眼的我甚至会不停扇自己耳光，以期能达到 “隔山打牛”的镇痛效果。与认为已经提前警告过我不要贪吃糖果但我不听劝所以活该被牙痛折磨的“冷漠”我爹相比，见不得我哭闹时无人安抚的外公立刻心疼地把我抱出门，站在门口的马路边哄，直到我恢复平静、确认真的不痛了才帮我擦掉眼泪然后哄我去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