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公在我高考前的一个月查出了肺癌晚期，只是为了不影响我高考，所有人都对我隐瞒了这个消息。

直到我高考结束后在奶茶店兼职，妈妈才告诉我，舅舅带着外公在南京的各家医院之间辗转，而所有就诊过的医院都转达着同一个意思：尽早带回家进行临终关怀——其实从确诊的那一刻起，除了我和外公的所有人都明白，求医求的不过是心理安慰，外公自己的求生本能使他心有不甘、不愿意放弃任何一丝误诊的机会。

八月初，舅舅停止了往返南京的奔波，带外公在本地人民医院办理了住院手续。

虽然住着院，外公生活尚能自理，谈笑风生也依旧。

八月中旬我生日那天，我和我爹去医院看他，负责带路的我爹走错了方向，导致我们费了好一番工夫才摸到外公的病房。我人还没有到，外公就先听到了走廊里我和我爹斗嘴的声音，他笑呵呵看着我像小钢炮一样弹射进门，然后同我爹拉起了家常。

我插不上话，就站在病房的窗边朝外看。

窗外楼下正对着体育馆的露天泳池，浅绿色的水面上浮动着五颜六色的泳帽和泳圈，不断传来孩童嬉闹拍水的声音。混杂着家长的斥责声和游泳教练的训导声，被空气一起传递到医院的住院部，十层楼的高度仍然清晰可闻。

回头看看外公，不禁感叹这一步之遥间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于普通人而言再寻常不过的喧闹，充满了让住院部每一个病房都羡慕渴求的健康与活力。

外公不是第一次住院。他上次住院是四年前做静脉曲张手术的时候，那次我是和妈妈一起来看望的。那次我刚下小提琴课，背着琴就赶过来了，还给外公拉了新学的《渔舟唱晚》听，那时候外公也是这样笑呵呵地看着我的。

我从未想过，当时眼前这个才六十岁出头、精神矍铄得能在我一刻都忍受不了的充满二手烟的棋牌室打一天麻将的小老头，从那时算仅剩了四年不到的寿命。我也从未意识到，癌症晚期的病人会如此脆弱，健康状态的崩塌速度能快到身边人来不及做任何心理准备。

就在我和我爹从医院回去的当晚，洗完澡有些燥热的外公不听劝地贪了凉，他不顾外婆的阻拦，非要站在空调下用冷气把汗吹干，这一吹就坏了事——下半夜，外公开始高烧，烧得十分凶猛，退了烧后便奄奄一息、卧床不起，连坐起来都很艰难。

医生诊断后说外公已经全身器官衰竭，让舅舅把他带回家准备后事。于是，带着一台制氧机，外公回到家中度过他生命的倒计时。我越发觉得不安，因为长辈们开始不断叫我回外婆家吃饭。

我本身是有些抗拒的，除了不愿意相信外公真的要走了，还有一份心结——我知道外公之前在医院有没说出口的话想对我说，但是我不想听。

八月下旬的第一天，也就是外公到家的第二天，我决定去复读学校报到，因为报道后，白天要留在学校上课、晚上也要留在学校上晚自习，这样就暂时不用面对外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