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靠回沙发靠背上，端起那杯已经凉透的水，喝了一口。

赵磊看着我，等了几秒钟，像是在等我开口说下一句话。我没有说。

“你有什么想法？”他终于问。

我想了想。

“我想回家了。”

他看着我，没有立刻接话。他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我能感觉到他在评估这句话的分量——我是真的想回家，还是在说气话，或者是在试探他的反应。

“回家？”他重复了一遍这个词。

“嗯。”我把杯子放回茶几上，“回家。洗澡，睡觉，明天上班。”

“包裹里的东西——”

“我看完了。”我说，“信看了，图纸看了，玉佩也摸了。我知道入口在井里，知道黑水沟是错的，知道李飞把命搭在这件事上了。我都知道了。”

我停了一下。

“然后呢？”

赵磊没有回答。他靠在沙发上，看着我。他的目光没有责备，没有失望，甚至没有惊讶。他就是看着我，像是一个在等人把话说完的人。

“我不是李飞。”我说，“我不是我外公。我不是陈月。我是一个美术老师，离婚，独居，三十六岁，名下有一套老房子和一辆破夏利。我的人生已经很麻烦了，我不想再给自己找更大的麻烦。”

这些话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自己也有些意外。因为它们是实话——是我从旧货市场买下那张照片以来，第一次对自己承认的实话。

“你今天差点死在水底下。”我说，“我也是。我不想明天或者后天再死一次。”

赵磊沉默了几秒钟。然后他点了点头。

“好。”

就一个字。没有劝说，没有“你再考虑考虑”，没有“你都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就是一个“好”，像是他在等我做出这个决定，而我终于说出来了。

他站起来，把茶几上的东西一样一样收回那个帆布包里——信，笔记本，文件，图纸，玉佩。他的动作不急不慢，每一样都叠好、放好，拉上拉链。然后他拎起帆布包，走到楼梯口，把它放在那里。

“你的衣服应该已经烘干了。”他说，“我去拿。”

他上楼去了。脚步声在水泥楼梯上响了几下，然后消失在二楼。

我坐在沙发上，听着他的脚步声消失，然后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膝盖上的手。手指上还残留着玉佩的凉意，但已经很淡了，快要感觉不到了。

过了一会儿，赵磊下楼来，手里拎着我的那袋衣服。他把袋子放在楼梯口，和帆布包并排放着。

“今晚你还是睡客房。”他说，“床单换过了。明天早上我送你回去。”

“好。”

我站起来，走到楼梯口，拎起那袋衣服，上楼。

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我停了一下，回头看了一眼。赵磊站在客厅里，没有开电视，没有看手机，就是站在那里，看着窗外漆黑的夜色。他的背影在台灯的光线下显得很安静，像一棵在风停下来之后不再摇晃的树。

我没有叫他。转身上楼，进了客房。

关上门之后，我站在房间里，没有立刻开灯。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的缝隙照进来，在天花板上投下一道模糊的亮痕。和家里的天花板很像。

我把衣服放在椅子上，在床上坐下来。床单确实是换过的，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干净的，清淡的。

我躺下来，闭上眼睛。

我以为我会睡不着。脑子里装了那么多东西——水下的黑暗，那棵发光的树，墙里的包裹，李飞的信，那块冰凉的玉佩。它们像一群关不住的鸟，在我的意识里扑腾着翅膀。

但困意来得比我想象中快。也许是身体太累了，也许是那个决定让我的某一部分终于松懈了下来。我只知道眼皮越来越沉，思绪开始变得模糊而破碎，像是有人把那些画面和声音一点一点地调低了音量。

然后我就睡着了。

没有梦。

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窗帘外面是灰白色的天光。我躺在床上，花了几秒钟才想起来自己在哪里——红砖小楼，客房，赵磊的安全屋。

我坐起来。没有头痛，没有心悸，没有那种从梦里被拽出来之后的恍惚感。就是一觉睡到天亮的感觉，很久没有过了。

我下楼的时候，赵磊已经在厨房里了。灶台上的锅冒着热气，他正在往碗里盛粥。桌上摆着一碟咸菜和一盘馒头，馒头还是热的，冒着白气。

“洗脸。”他说，“牙刷在卫生间洗手台上，新的。”

我洗了脸，刷了牙，在餐桌前坐下来。粥是小米粥，熬得浓稠，喝进胃里暖暖的。馒头松软，咸菜脆口。我们坐在那张小桌前，安安静静地吃完了一顿早餐。

吃完之后，我帮着把碗筷收了。赵磊洗了碗，擦干手，从楼梯口拎起那个帆布包，看了我一眼。

“走吧。”

他把我送回了我家楼下。一路上我们没有怎么说话。收音机开着，放着一个交通频道的节目，主持人用轻松的语调说着早高峰的路况。我靠在副驾驶座上，看着窗外的街景从郊区变成市区，从陌生的变成熟悉的。

车停在我家楼下的时候，我解开安全带，推开车门。

“那个包裹——”我说。

“我替你保管。”他说，“你想看的时候，随时找我要。”

“好。”

我下了车，关上车门。他没有立刻开走，我也没有立刻上楼。我站在车窗外，弯下腰，透过副驾驶座的车窗看着他。

“赵磊。”

“嗯。”